對于大多數人尤其是投資者而言,企業對外公布的數據和信息是了解企業經營情況和進行投資決策的重要依據。怎樣保證企業披露信息的可信度?恐怕離不開審計等行業獨立客觀的鑒證。但是,要做到獨立客觀,又是何其之難!這要求一個人或機構徹底擺脫個人偏見、私欲和利益關系的影響,無疑是很大的考驗。
在本期“蘇氏漫談”中,中歐會計學榮譽退休教授蘇錫嘉闡釋了審計等行業保持獨立性的艱難和可貴。蘇教授認為,獨立性是權威性的保障,缺乏獨立性的驗證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因此對一些行業如審計而言,保持獨立性比擁有能力更重要(代理記賬)。
缺乏獨立性,這些企業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著名文化人梁文道曾感慨:《紐約時報》的劇評食評對業界的影響之大,令其他城市中從事此類工作的同行嘆為觀止,羨慕不已。劇評人的一篇差評,可以讓一出本來預備演足一年的音樂劇在幾個星期后草草收場。而餐館評論中的一個四星高評或無星差評,可以讓這家餐館或夜夜一座難求,或天天門可羅雀。手握如此生殺大權的評論人,是如何保持自己權威性的呢?
曾經的《紐約時報》食評專欄撰稿人RuthReichl在離職后寫了一本《大蒜與藍寶石》(GarlicandSapphires),總算把這一行的秘辛公之于眾。
RuthReichl在《紐約時報》的任務說起來也簡單:每星期給食評欄目寫一篇餐館測評。但為了寫這篇食評,Ruth必須去這家餐廳試吃三次,每一次還必須喬裝打扮,隱姓埋名。戴上假發頭套,使用化名的信用卡,還要帶上不同的“伴侶”(一個人去太顯眼)。所有這一切,無非是要保證她吃到的確實是一般食客平時會吃到的菜。
餐館當然也知道這位大神的威力,于是把她的照片發給每一位侍應,叮囑務必不能在無意中得罪她。
一邊是盡量瞞天過海,一邊是努力識別取悅,食評人的壓力可想而知。權勢與壓力并存,收入還不高,所以Ruth在紐約沒干多久就辭職了。
不難看出,《紐約時報》評論的權威性不僅來自食評人的鑒賞評判能力,更來自他們超然獨立的立場。獨立性是權威性的保障,這意味著掌握權力的人必須保證權力的施行不受私欲和個人偏見的影響。
缺乏獨立性,這些企業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缺乏獨立性的驗證很難得到別人的信任,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當年河北科技大學的韓春雨事件。2016年韓因其帶領的團隊在《自然-生物技術》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關于發明了一種新的基因編輯技術的論文而獲得國際關注。但由于其他同行科學家無法重現其實驗結果而對研究表示質疑,雜志社編輯也要求其公開實驗數據。事件最后以韓春雨主動撤稿但不評論是否造假而收場。
該事件對中國學術界的聲譽無疑是一個不小的打擊。如此悲劇性的結局固然很大程度上要歸罪于韓春雨本人長時間拒絕回應的態度,但與學校當局遲遲不肯開展獨立調查更有密切關系。國內的大學一旦發生疑似抄襲行為,習慣由學校自己組織調查。殊不知自己人調查,如果事涉權威人士,難免要為尊者諱,要照顧學校聲譽,調查常常是結論先行,削足適履,說服力可想而知。
如果學校的調查獨立性比較差,影響的無非是聲譽(當然聲譽也是極其重要的)和研究人員的態度,而企業對外公布的數據如果缺乏獨立的鑒證,影響的就可能是企業的存亡和投資者的安危。
審計、驗資、資產評估、財務顧問等就是提供鑒證服務的中介行業,其生存的基礎就是獨立性。所謂獨立性,一般是指除了該委托鑒證事項外,委托方與受托方沒有其他實質性利益關聯。我們A股市場上市公司很多光怪陸離現象的背后,細究起來都與獨立性受損不無關系。
以注冊會計師為例,他們對財務報表的背書會極大地增加市場投資者對報表數據的采信率,從而顯著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可以說,是否有注冊會計師的背書,企業財務數據的可信程度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注冊會計師的審計,概括來講就是做兩件事:(1)看看報表有沒有違背會計準則的問題;(2)一旦看到問題就站出來告訴報表使用者。前者取決于審計師的能力,后者取決于他們的意愿,我們一般稱之為獨立性。
缺乏獨立性,這些企業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顯然,保持獨立性遠遠比擁有能力更重要。如果審計師說報表沒問題,投資者根本無法判斷是報表真沒有問題,還是審計師看到問題而不說。畢竟,他們有種種動機為客戶掩蓋問題。在客戶面前堅持原則,毫不留情地揭露問題(亦即給予保留意見甚至反對意見)不僅可能會失去這個客戶,更有可能阻嚇潛在的客戶。經濟利益面前做一點妥協不僅在人情味甚重的華人社會是常態,即使在歐美國家也是屢見不鮮的。
保持獨立性的困難在于獨立性是一種精神狀態和價值取向,是否獨立無法直接觀察和證明。我們能夠證明的通常只能是缺乏獨立性的行為和關系。
正因為如此,中介行業一定要努力避免出現有可能導致他人質疑其獨立性的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形式上的獨立(independenceinappearance)和實質上的獨立(independenceinreality)對從業人員而言幾乎同等重要。
上世紀80年代我在澳大利亞學習審計,其間去事務所實習。踏足客戶(一家世界知名化妝品公司)前,高層再三叮囑:不得以低價購買客戶產品,下班后不得與客戶的員工在外餐聚或娛樂。清規戒律一條又一條,謹慎之態令人難忘。
為保持審計師(其他中介也一樣)的獨立性,社會各界可謂是想盡了辦法。最簡單有效的一招就是不讓你在做審計的同時承擔其他有可能損害獨立性的業務,如咨詢。咨詢的利潤通常遠高于審計,而且也無需承擔法律責任。利用審計的機會發展咨詢業務,然后為保住咨詢業務,在審計時適當放水,在一段時間里就成了行業的一種普遍行為。
安然事件前,五大會計師事務所的收入中來自咨詢的部分都超過了審計,以至于當時行業里流行一句調侃:什么是審計?審計就是為取得咨詢業務而不得不提供的一種服務。有趣的是,迄今為止的學術研究始終不能證明咨詢服務會損害審計質量。
缺乏獨立性,這些企業會付出怎樣的代價?
但墻倒眾人推,安達信出事結業后,在輿論壓力下,其他四大中的三大(普華永道、畢馬威和安永)很快宣布剝離咨詢業務。只有德勤扛了下來。這幾年德勤的業務增長一枝獨秀,不能不說當時頂住壓力還是有遠見的。
一邊要靠收客戶審計費生存,一邊又要對客戶實話實說,審計師可以說是窘態畢露。如果這種利益關系不改變,保持嚴格的獨立性只能是一種美好的愿望。
于是不時有改變審計師-客戶利益關系的方案(如通過保險公司雇用審計師)提出來讓監管者考慮,但任何改變勢必會觸動很多人的利益,阻力之大讓所有的方案只能一直停留在“畫餅”的層次。
人人都知獨立好,獨立以后多苦惱。審計如此,其他要倚重獨立性的行業又何嘗不是這樣?
要讓獨立性成為企業界經濟交易審核驗證的基本行為方式,我覺得最有效的辦法是讓大家充分看到缺乏獨立性的代價。
這個代價就是交易成本的上升和交易阻力的增大。人和人,企業和企業,如果缺乏彼此間的信任,在自我保護意識的驅動下一定會設置障礙、增加環節、提高要價。結果要么交易無法完成,要么交易的效率低下、成本上升。要取得別人信任,與其自己捶胸頓足、發誓賭咒,還不如讓具有獨立性的中介來架起信任的橋梁。獨立性的妙用,區區一篇短文哪里說得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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